重读黄宾虹|“黄宾虹与近现代文献研究”研讨
时间:2019-04-11 18:22   文章来源:中国永乐国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在当下,如何重看黄宾虹的意义?如何看待去年去世的知名学者王中秀先生对黄宾虹研究的“冷板凳”与成就?

  3月18日-20日,“神州国光:王中秀藏黄宾虹艺术文献展”暨“黄宾虹与近现代美术文献发掘、整理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学院举行。此次展览为史上首次大规模、成体系地再现黄宾虹朋友的书信以及黄宾虹研究者的信件往来,重构美术史学术研究脉络,展览与研讨会也是一次关于当下理解黄宾虹的汇总,且第一次展示与讨论了去年辞世的学者王中秀先生数十年以“冷板凳”对黄宾虹研究的缘起以及他在黄宾虹艺术文献和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黄宾虹与近现代美术文献发掘、整理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与者既有艺术史者、博物馆研究者,也有因喜爱而孜孜不倦深入者,国内国外兼顾,参加研讨会主题发言者按发言顺序包括张坚、洪再新、潘耀昌、陈瑞林、任道斌、骆坚群、白砥、张捷、殷双喜、魏祥奇、肖笛、顾村言、徐翎、后藤亮子、明、张鹏、黄、卫其志(J Keith Wilson)、蔡涛、蔡涛、王曼隽、张素琪、孔令伟、尤莉(Juliane Noth)、彭飞、陈蓓、盛葳、陈瑞林、谢春彦、罗清奇(Claire Roberts)、徐鼎一、冯春术、钟含泱等,以下为发言摘要(下)。

  根据本人编纂广东美术文献资料的经验,同时因外祖父邓尔雅、父亲黄般若和黄宾虹有着深厚交谊的关系,故与王中秀先生相知相交三十年,谈文论艺,交流。基于对王中秀资料及学术思想的了解,就建立美术文献数据库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一是从整理王中秀先生的资料着手,进而建立上海美术文献数据库,并逐步扩充为全国美术文献数据库,建成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平台。二是扩充为全国美术文献数据库,意味着信息要扩容。如何扩容,途径很多,但笔者认为,其方法之一,就是从美术院校美术学系的教学方法的入手,并就此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设想。三是就数据库的项目定位、设置、功能、开发,以文字数据库作为参照系,结合个人的思考提出一些方案。四是就数据库的利用,如出版、展览等问题,也希望可以借鉴广东、的一些展览的经验,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美术文献数据库的功能。

  研究型数据库和电子图录——高校的线上研究资源——正逐渐成为评判先进研究及合作水平的国际化标准。而弗利尔/萨科勒美术馆近期已针对馆藏的中国古代玉器开发出了线上数据库。该数据库完善后,将囊括自史前时期到汉代的千余件玉器收藏。目前,本馆已完成了最早期的玉器收藏的录入工作(从史前至商代晚期),有近500个词条,下一部分:即西周时期的125件玉器,将在今年夏天面世。

  此类线上出版物还包括一系列图像材料和文献档案,同样也对该领域的研究者意义重大。这批资料由博物馆正式员工组织创建,更为灵活也能展现更多层面的数据意义。它可将隶属于不同档案库和数据系统中的研究资料整合统一,并且更易于研究资料的更新扩充。额外的IIIF-compliant图像服务可支持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合作。这份电子图录在视觉观感上极为震撼,既易于使用,于博物馆而言也是一份可持续资源。因此,本馆建造该数据库的策略或许将为其它机构的研究课题提供有效参考。

  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书写,离不开脚踏实地的文献调查和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需要具备前沿的问题意识。前沿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美术图书馆是一个重要温床。 和美术馆的研究性策展相匹配的,是机构内美术图书馆的积累和建设,这既是我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愿景,也是对目前国内机构美术图书馆普遍缺位的现状的一种忧思。在广东美术馆就职的十四年间,我们先后获得了数次私人藏书的捐赠,其中尤其以黄志坚藏书(黄先生是岭南画派黄少强的,也是一位学者型画家,他的藏书以近代广东绘画史尤其是岭南画派的一手文献见长)、鹤田武良藏书(鹤田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开创性人物,他的藏书不仅以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料见长,更关涉中日近代美术交流史)、王雁藏书(王雁女士是摄影师沙飞的女儿,她的藏书不仅注重对解放区摄影史料的搜集,更旁涉左翼文化史)。本研究还将回顾笔者亲身经历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等文献收藏机构,如何有效激发研究-策展工作中的问题意识。

  上海图书馆是中国大型研究性公共图书馆,创建五十余年来,始终致力于古今文献的收集、保存、服务、研究、出版、展览等。网络数字化时代脚步,2005年起,启动数据库建设:中国家谱数据库、中国文化名人手稿数据库、盛宣怀档案数据库等陆续建成,其中以文化数据库建设尤为特色。目前建设中的“上海历史文化年谱”,起各个已建专题数据库:图片上海、电影记忆、上海与世博、上海与辛亥,等等,全方位展现近现代海派文化全景。王中秀老师之年谱系列,与“上海历史文化年谱”有异曲同工之处。历经二十多年对报刊史料爬梳整理,他创建了一个超大中国近现代艺术资料库,黄宾虹年谱、王一亭年谱、曾熙年谱、刘海粟年谱(在编),是这棵大树上结出的硕果。这个大型资料库,内容丰富广泛,客观而鲜活地再现中国近现代美术及美术家活动方方面面,由此衍生出的年谱系列,叙述深度及广度,皆突破先前。作为上海图书馆文化专题数据库建设者、刘海粟年谱编撰参与者,从上海图书馆文化专题数据库建设、年谱编纂方法,数字人文下如何做好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思考等方面,谈谈一些体会。

  美术馆藏品的主体,是美术家创作的各类美术作品实体。美术文献大体是指以美术作品和美术家为核心的手稿、图像、历史照片、视频声音资料、研究出版物等。

  美术文献与美术藏品的关联,某种程度上是美术史与美术馆关系的映射。美术文献是美术史研究的基础,藏品则是美术馆的立馆之本。美术史与美术馆的关联,在欧美大学博物馆中体现的尤为紧密,很多知名的艺术史学者本身也是优秀的策展人。但在国内,美术史研究普遍还停留在从文献到文献的基础上,与美术馆藏品实物结合较少。国内的美术馆,也普遍存在重视藏品建设,缺乏美术文献建设意识的问题。美术馆围绕藏品进行的系统文献整理能力和都有待提升。美术文献的建设,是美术馆生态能够持续生长的基础动力之一,尤其是对于藏品工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征集、整理和研究、展览。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而必将惠及后学的重要基础工作。

  通过对《桂游日记》、《致汪己文函》、《中国言成德,欧洲言成功》等黄宾虹佚文及《宾虹诗草》等相关文献的研究,探究其求艺及其爱国情怀等相关问题,有助于我们对其《宾虹诗草》等诗文、《渐江大师事迹佚闻》以及《释石谿事迹汇编》《垢佚事》《国画之民学》等画学文献有更深入的认识。

  Michael Baxandall 在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时提出“时代之眼” (period eye) 的概念,指出艺术的功能、创作、观看是受到特定时代的文化和社会脉络所影响。艺术家和观众必须具备特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才能有效地参与艺术的创作和消费。因此,艺术作品所展示的视觉特色,往往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文化视觉技能” (cultural visual skills)。时期旅游业日趋蓬勃,加上出版业的兴旺,名山大川的照片和绘画透过报刊广泛流传。虽说摄影的发明挑战了绘画的地位,然而,在当时的旅游论述中普遍认为山水画能捕捉名胜的,而照片只能留下山川的外貌。本文透过分析三十年代报刊上所刊登的有关名胜的文字叙述、照片和绘画,特别聚焦于东南名胜(其中如黄山和雁荡山),期望重构时期的时代之眼,了解在面对社会、经济和的变革,传统山水的美学、交通建设、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如何建构了社会整体的山水品味和欣赏的角度。同时亦探讨国画家在面对西潮衝击时如何重申自然的重要性,透过外师造化去审视和肯定传统,造就时期山水画的变革。

  1930年代,沈逸千曾多次前往西北写生,许多作品都见诸报端,尤以《大公报》为多,共计150余件。然而,沈逸千与《大公报》之间并非一次性的供稿和用稿关系,而是项目制的雇主和雇员关系。无论是他的察绥西蒙写生,还是陕西旅行写真,均是在《大公报》的统一安排和资助下,按计划线沿途写生,并在专门为之开辟的写生通信栏目连载刊登。对于这些写生作品,在具有特定时空和社会文化标签的上进行“阅读”,和在与世隔离的美术馆中进行“观看”,具有完全不同的体验。通过的连续阅读,不难发现,沈逸千的西北写生不仅与当时绥远抗战、西安事变等关系国家命运的事件具有直接联系,同时也与《大公报》“明耻教战”、“国家中心主义”的立场和策略密不可分。因此,后世经由展览制度对沈逸千西北写生的艺术史构建,将它们还原到连续出版物的原始形态和纷繁复杂的社会语境中,便可以看出,这些写生并非是作为孤立审美对象的“艺术”,而是生动而深入的视觉“新闻”。这无疑有助于对沈逸千西北写生以及当时同类性质“艺术”进行重新定位和价值重估。

  黄学精深,浩烟如海,贯通古今,不拒西潮。王中秀先生并非科班出身,他之和定向黄宾虹先生的研究得以取得举世注目,并成为研究和继续开拓黄学“绕不开”的学案,必有其独异的径和缘由。王中秀初见宾公之画在1956年间,因之而生出一种对国画的爱好,由此起始而造就了半个多世纪后的因缘成就。“”中期,我与中秀重逢之后 ,他步入了我的绘画师友圈子,引发了他进入绘画的时期。中秀致力于画学的探索之中,也因而逐渐明确他对黄宾虹的认知,这在1972年他那篇充满和寓言意味的《黄、王对线年中秀调入上海书画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认定黄学研究的主攻方向,编辑了黄宾虹的画集,以至退休以后全力编撰了《黄宾虹年谱》、《黄宾虹谈艺书信集》、《黄宾虹画传》、《黄宾虹文集》、《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以及《王一亭年谱长编》、《曾熙年谱长编》,并开始《刘海栗年谱》的工作。下例几点值得注意。 (1) 性格倔强。若无他的和倔强,这学问是绝对做不成的。(2) 不同流俗的审美趣味和格调。黄宾虹并非十分通俗,要深入其内核,掘发其内美,定需相类的审美眼光方能勾通欣赏,王中秀是具备他之慧心慧目的。(3) 博而约的学术品质。中秀在诸多方面皆有深入的学养和实践,故他能致广大尽精微,以阔大的眼光聚焦宾公。(4) 作而述,述而作的递进。他在长期作画作书的实践中,多所感多所得,由理论的论述再回返本身的书画实践相验,就必然高流俗一筹。(5) 长期宁和的家庭。中秀数十年的研黄之与他的夫人汪韵芳女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各处都有她的情与力在。如何在一个恢宏开阔的层面上重塑一个百年文化史、美术史上的巨匠伟人,王中秀先生是有他深别于一般的异质和条件的,我姑且称之为走进和研究黄宾虹的前提。

  黄宾虹于1955年去世后,他的一万多件遗物都捐赠给了国家,其中包括艺术家本⼈的4000件画作、以及⼿稿、信件、书籍、古代印章,书法和绘画作品。⾃1958年以来,这些藏品被收藏于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由于缺乏⽀持,博物馆在早期试图将馆藏出版的努⼒陷⼊了僵局。1990年,上海书画出版社的编辑王中秀在前往杭州出差时,提议与浙江省博物馆合作,从该馆的馆藏中精选⼀部分黄宾虹的画作⾯向⼤众出版。他认为博物馆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可以揭开这批珍贵藏品的真容。由于王中秀与出版社其他的⽀持,和浙江省博物馆⼯作⼈员(包括策展⼈骆坚群⼥⼠和保管部馆员查永龄⼥⼠在内)的努⼒,这份提案的成功使得由浙江省博物馆编辑的⼀系列重要书籍得以顺利出版,其中包括《黄宾虹画集》(1992),《黄宾虹抉微画集》(1993),《黄宾虹古玺印释⽂选》(1995),《黄宾虹书法集》(1999)等。这些书籍的出版还使得⼀系列有影响⼒的展览得以举办。王中秀编辑和撰写的《黄宾虹⽂集(六册)》(1999),《黄宾虹年谱》(2005)和《黄宾虹画传》(2006)的出版也得益于此。本⽂将考察作为⼀位编辑及作家和画家的王忠秀和艺术家黄宾虹之间的知⾳关系,以及王中秀等⼈在中国及世界推动黄宾虹艺术的欣赏与研究所起到的作⽤。

  黄宾虹画学之成因,固然受到儒、道、释及诸方面的影响,然其在《》稿中称“及年三十弃举业”,其早年习举业、读的经历,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为其日后艺术之发展打了深深烙印。

  黄宾虹的书信是理解黄宾虹的书画世界和黄宾虹从事艺术创作、艺术交流、艺术、艺术教学、艺术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通道之一。黄宾虹的写信对象主要有亲属、学生、朋友、同道。这其中既有谈艺的:如谈笔墨,谈画家,谈收藏,谈画展,谈风格,谈画史,谈画理,谈鉴定。也有谈日常生活的:如谈润资,谈售画,谈生活不易,谈婚嫁等。内容非常丰富,信息量很大,很受人们重视。但是黄宾虹书信中有一块内容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书信中透露出的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担忧、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信、对乡梓文献的重视与整理。一、他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文化,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以复活国画,保存国粹为己任,主编美术丛书、神州国光、艺观等。他认为艺术类古籍向来为文士所不重视,极多,须得有识之士董理之。这种有功于艺苑的事情,若是有才华的人真该当仁不让。二、返本以求,而不不化,他以极其的胸怀与国外友人合作交往,探讨书画创作和研究问题,借他山之石以攻玉。都是从外部获取信息,从外部观国画的前途,获得更大的信心,探索国画革新的径。三、对家乡文化建设的关心,对家乡前贤文献、书画遗迹孜孜以求,十分重视搜辑乡梓文献,他深知欲灭其国,先灭其文。所以对前明遗民的文化遗迹。四、热心公益事业,关心,国家,不是只埋头学问的人。晚年仍然壮心不已,积极响应国家建立美术研究所的举措,欣然接受所长的任命。念兹在兹,欲把自己所藏的书画、古玺、文献和自己的著作、书画捐赠给国家。这是一个现代知识的家国情怀。他对祖国的情感就像他对待中国画一样充满信心,他认为新中国像国画一样充满更新的能力,会重新焕发出活力和生机。

  文中追忆了自己与王中秀先生的交往,及其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给予我的。王中秀先生曾以理论解读黄宾虹墨法,并将宾翁运笔与油画用笔两相比较。先生还从黄宾虹的“内美”哲学观出发,深度剖析宾翁山水作品中的点与线,进而从细节处鉴别黄宾虹画作。从去年八月底的登门拜访到十一月末王中秀先生离世,我与先生的虽然只有短短一个秋天,但他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其检索、整理的黄宾虹艺术文献宝库必将一直助益我乃至其他后辈艺术史研究者。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仅以此文纪念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学者、黄宾虹研究泰斗王中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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